1862年(同治元年)农历十月二十一日,曹锟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。曹锟的父亲曹本生,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,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,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。尽管曹家经济拮据,但曹本生性子憨直,为人要强,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,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。因此,曹锟兄弟几个,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。
曹锟16岁时,父亲让他学造木船,曹锟不肯,叫他学做农活,他也不依,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。因家中贫穷,买不起一辆手推车,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。父母见曹锟不成器,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,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。郑氏长于曹锟两岁,相貌平平,但为人通情达理,过门后上敬公婆,下疼小叔小姑,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,小两口和和睦睦,很少口角。
1882年,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,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。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,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,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,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。翌年,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,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。他既无背景,又老实巴交,时常受人欺负。但他的一大特点,憨厚,喜怒不形于色,好处都让给别人,自己则吃苦耐劳,千依百顺,不管心中怎么想,面上从无怨言。久而久之,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,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。
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,在当地很有权势,人称“大帅”,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。常言道:“礼多人不怪”。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,曾任广东水师提督,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,很是开心。接着一查族谱,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,自然更加高兴,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,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,自此曹锟由帮带而帮统,由帮统而统领,由统领而统制。
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,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,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,此后,日益得到袁的器重,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。民国成立后,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,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,与护国军作战。
袁世凯死后,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,曹在两系暗斗中,脚踩两只船。在冯国璋死后,曹成为直系首领,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、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,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。
1916年9月,任直隶督军,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,曹锟主要驻在保定,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。直皖之战、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,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。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,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。
1922年,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,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。回保定后,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,同年,王锡疆在给省立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《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》,被军阀当局查获。因其中涉及“布尔什维”等内容,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。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,脱身到北京,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,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。
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,顺路到保定。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。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“老农别墅”。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,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,深得曹锟欢心。一天,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(今保定学院前身)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,宣传新文学时,康有为十分气恼。他对曹锟说:“他本来是个小桐城,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,不能让他在
保定呆下去。”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,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,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,使曹锟十分愤恨。他以防“赤化”为名,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。王事先听到风声,当夜化装逃到北京,在李大钊、林语堂、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,才躲过了通缉。
曹锟驻保定后,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。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,修建飞机场,拆通西关新开路,拓宽南大街,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。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,所以把宾馆命名为“光园”。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,下榻在光园。曹锟此时已脱颖而出,拥有了武装力量。
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,直系获胜,独自控制北京政府。此后,曹锟首先逼退大总统徐世昌,迎原任大总统黎元洪复职,并使黎元洪成为其傀儡,北京政府六度更换国务总理。同时,随着直系内部吴佩孚的崛起,形成了曹锟领导的直系保定派和吴佩孚领导的洛阳派,吴佩孚不赞成曹锟出任大总统。但曹锟仍在直系内部处于优势地位,其出任大总统的计划获得美国支持。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的工作,1923年6月,美国总统沃伦·盖玛利尔·哈定发表了支持中国统一的声明(随后哈定于同年8月逝世)。
1923年6月,曹锟派人对黎元洪进行恐吓,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,又派王承斌将黎元洪乘坐的火车在天津杨村站扣住,直到黎元洪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后才放行。曹锟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,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,被讥为“猪仔总统、“贿选总统”。此后,由贿选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《中华民国宪法》,人称“曹锟宪法”、“贿选”。1923年10月10日,该宪法由曹锟颁布实施。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。
曹锟就任大总统后,直系的实权转由吴佩孚操控。1924年10月,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随后,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,将曹锟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。北京政府的主导权由直系改归奉系。
1926年4月9日,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发动兵变包围了临时执政府,段祺瑞逃走,同时鹿钟麟还释放了被软禁的曹锟。
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事,就是冯玉祥倒戈,使直军惨败,曹锟被赶下台,并遭到软禁。
曹锟贿选前,要先迫黎元洪下台。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,向黎元洪索讨军饷,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,包围国务院,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,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。
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,冯玉祥对曹、吴十分不满。加上曹锟贿选丑剧,激起全国反对,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。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,本有相机反曹、吴之心。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,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、吴的机会。
1924年10月23日傍晚,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,回师北京,发动了北京政变,
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。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、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,打开城门。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,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。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,上写“誓死救国,不扰民,真爱民”。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,并戒严断绝交通,迅速占领各部、署衙门。
这次“北京政变”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,一举获得成功,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。1924年10月24日,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,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。出席会议的有孙岳、胡景翼、黄郛、王正廷等人。这次会上,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,胡景翼、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、第三军军长。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、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,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,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,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。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,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,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,如国务总理黄郛,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,国民军总长李书城,参谋总长李烈钧等。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,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,并宣布自动退位。
1923年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,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,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。5日张宗昌、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,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,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。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。
1927年2月,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,渡河南下,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。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。曹锟回天津后,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(当今河北路34中学),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。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,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,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,矛头指向华北。于1935年成立了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。
一天,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,来到天津英租界,邀请曹锟“出山”。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,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,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,灰溜溜地走了。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,对曹锟说:“就是每天喝粥,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。”曹锟点头应允,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。
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,又派了在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。一天夜晚,齐燮元叩门求见。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,不予开门,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。
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、地位所动,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,保持了民族气节,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(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,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)有关外,主要是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。
1938年5月的一天,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,经医治无效,于5月17日(农历四月十八)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,终年76岁。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。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,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。日本方面、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,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,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。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、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,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。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,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,予以表彰,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。
1923年5月6日,在山东发生了“临城劫车案”,巨匪孙美瑶部劫持中外乘客,200多人被扣作人质,由于事件涉及在华诸国侨民的生命安全,成为颇为复杂的外交问题,外人对此甚为重视,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,成为曹锟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。该案发生后,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比5国驻华公使先后两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。日本虽无侨民被掳,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,共管中国铁路。5月9日,5国公使再次照会北京政府,限今3日内救出被掳外侨,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。由于北京公使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,以免危及被掳外侨生命。实际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锟面临“使团责难,外交日亟”,不敢轻举妄动,北洋政府被迫与该部土匪进行谈判。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,于6月上旬签订条约,孙美瑶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,被改编为山东新编旅,孙任旅长。
其时,正值曹锟贿选总统成功,急盼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。各国公使便以惩办田中玉作为先决条件。曹锟无奈,只得命外交都于13日将惩办田中玉一事照会各国。15日,曹下令准田辞职,并裁撤山东督军职位,同时授田中玉为上将军,给田以下台体面。尽管葡驻华公使符礼德再次质问北京外交都,指责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,不是惩办而是奖励,限北京政府48小时之内撤消授于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,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于新政府的态度,但曹锟最终还是未答应撤消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。
曹锟贿选成功后,立即进行立宪,以明其正统地位。为此,迅速完成了多年议而未决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,使政权的“合法”性有了法理依据。13章141条的宪法条文,于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。《中华民国宪法》是在《天坛宪草》的基础上制定的,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“国权”和“地方制度”两章,突出表现了该宪法的时代特点。
十月革命后,苏俄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,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,以期获得中国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。苏俄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,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,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的财产都无偿地归还中国,自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、关税协定及庚子赔款等。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,但因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的分歧,结果都无功而返。
在此情况下,曹锟督责外交部再开谈判。顾维钧在曹锟支持下,坚持维护主权的立场,使得加拉罕终于改变策略,转而采取和解的方针。经过一系列磋商后,双方在最终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,正式签署了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》及其附件。中苏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。
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,为了过把总统瘾,不惜花大把银子贿赂选举者,留下了“贿选总统”的恶名,这也是他的人生污点。不过他却有着最低的底线,那就是不当汉奸—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华北沦陷。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,出任汉奸政权要职。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,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,立誓宁肯喝稀粥,也不给日本人办事。总体讲,有功有过。
曹锟在执掌北京政府期间,授意公布了《中华民国宪法》,完成了自191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,并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“地方自治”要求写进了宪法;在处理“临城劫车案”和完成中苏建交谈判的过程中,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,维护了国家主权。因此,对曹锟的执政活动应给予客观积极的评价。
关于腾龙国际公司在线客服18988307616(微信) » 曹锟
免责声明:本文由网友互联网分享,不代表本网的观点和立场;如有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。